几乎每一个老上海人都有他的弄堂故事。上海的弄堂就好比是北京的胡同，有其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标志性的地域风情。《上海老辰光——一段难忘的弄堂情结》收录了六十多篇弄堂故事，再现了“文革”时期至改革开放之初上海人所特有的生活风情。那段难忘的岁月虽已逝去，许多事情之滑稽或让人忍俊不禁，或叫人感慨万千，但也许正因为那个年代的自然淳朴，才会让人产生留恋怀旧的情绪。
斗鸡亦称雄以前中国不提倡搞拳击运动，所以也不提倡搞脚击运动。脚击运动最深入人心的项目就是斗鸡。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膝盖部位，手提悬着的大脚，形成一个铁三角，那膝盖骨自然就是鸡嘴了。
斗鸡的全部魅力就在于合作、勇敢、力量、巧妙。
先说合作。当阵形被打乱，开展肉搏战时，就要注意配合。比如要讲究掩护。当战友腹背受敌或者即将被敌人偷袭时，你必须迅速援助，否则战友蒙难，下一个牺牲者就轮到你自己。次说勇敢。根据我的经验，作风凶猛者，绝对具有领袖风范，也受人拥戴，为本队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斗鸡这上面，勇敢，是参战者必备的素质，否则请他走开。三说力量。斗鸡是力量型的游戏，人高马大者是两队追捧的对象。一场精彩的战局，力量均衡极重要。对对员的挑选也颇为严格，一般要求身胚要大，这有两大好处：一是对方不能轻易将他挑落马下，二是他给人一个冲击，有时就是致命的。四说巧妙。斗鸡很讲究作战的巧妙，战术运用得当，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比如让一人去牵制对方几个人，我方则用优势兵力围歼敌方一部等。这种东西，大都从电影《南征北战》中学来。
中考前夕，我们班上的男生发疯似地迷上了斗鸡，每当下楼走廊或操场，一等到各队说“预备，冲！”，霎时烟尘滚滚，引得女生们都驻足观战。
最为壮烈的一次，是我队仅剩一人，敌众我寡，那战士奋战多时，终于难于抵挡，便灵机一动，跳上旁边正在挖防空洞堆成的高土堆，敌方一看，傻了眼，因为那人占据了制高点，易守难攻，几次进攻，均无功而返，还折了几员大将。后来改用激将法企图将他引诱下来，但那位就是不上当。时间过了两小时，双方僵持不下，眼看不会有什么结果，双方言和。这位勇者理所当然地被封为英雄，凯旋而归。
还有一回，敌我双方鏊战多时，几乎全军覆没，双方各存一将，他们还在苦苦相斗。正好上课铃响了，“战死沙场者”顿作鸟兽散，而两员大将为保集体荣誉，不肯言和，继续胶着……老师上课过半，忽然发现少了两人：“咦，到哪里去了？”当听说他们正在为荣誉而战时，气冲霄汉：“快把他们叫进来！”
拆手套织纱衫在那个物资紧缺年代，每个人一年只有一丈六尺布票，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买绒线编织毛衣一则要凭工业券，再则也没钱。于是，大家纷纷把积攒下来的劳防用品——手套，拆了编织纱衫纱裤，此种方式在上海一时还颇流行。
我有一次在浴室洗澡，看见一位男士脱下外套长裤后，里面全是“纱的世界”，纱衫、纱裤、纱背心、纱围巾，可见这家妻子真会打扮自已的丈夫。这还不能算得上“精心”，有的女人在纱衫的袖口、领口处，纱裤的裤腿处结上一段绒线，穿在里面，别人还以为是绒线衫了，这才真叫绝了，几可乱真。不瞒你说，我就穿过夫人结的那种纱为主、绒线点缀的“组合衫”，“组合衫”好是好，就是不能外穿，有一次我在单位搬货物，累得我汗流浃背，忘记里面穿的“组合衫”，脱下外衣，里面“组合衫”暴露无遗，引起哄堂大笑。
把纱织成手套，成为成品，然后又把它再拆成纱，经过日夜的劳作结纱衫纱裤，而穿在身上又不舒服，真是劳民伤财，可这就是在贫穷时期人们没有办法的办法。
记得当年单位发的劳防手套有两种，一种是单纯棉纱的，另一种是在棉纱外面再塑上一层塑料保护膜。领棉纱的一个月给你三副，领塑料膜的，是给你塑料膜的和棉纱的各一副。有许多人就领棉纱的手套，为了能拆手套织纱衫。
由于手套纱线为6支纱，其质地远不及36~60支纱的棉毛衫和棉毛裤。如果你对它的缩水率缺乏充分的估算，那么很可能要出洋相。当时，一个当车工的姑娘用积攒了将近一年的劳防手套，为自己编织了一件带图案的纱衫穿上身，车间里的人都齐声说好看。尽管姑娘事先留出了缩水量，但经一次洗涤后，姑娘发现缩水缩得惊人的厉害，这件原先显得宽大的纱衫，现在套在身上紧绷绷的。对着镜子一照，下沿缩得距离肚脐眼上面竟有两三寸，变成一件“露脐装”了。
老弄堂的电话间上海曾经有过二万多门传呼电话，三千多个公用电话传呼间。这些电话间属于居委会管辖，电话间面积不大，一般都搭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下，由两个人看管。当年逢年过节，电话间称得上是人满为患、人声鼎沸。房间里的长条板凳上坐满了等回电的人，活像一个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而在窗口外等着打电话的人则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想“煲电话粥”的可能几近乎零——正在打电话的人如果说了一二句废话，就会被排在后面的人斥责为“侬哪能介口罗嗦啦”？！
当年我住在南市老城厢，居委会的公用电话间是靠窗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两门电话——一门专接外面打进来的电话，另一门是用于打出去的。电话间有两个阿姨，轮换着接电话和喊传呼。拿着铅皮大喇叭喊电话的阿姨，在叫了一段时间的电话后，对她所叫的每一条弄堂的家庭，都可以说上个子丑寅卯了。有一段时间，因为传电话的阿姨是个“大嘴巴”，一些属于个人的隐私经过她的传播，成了整条弄堂皆知的“新闻”——李家的女儿攀高枝，找了个男友是局长的儿子；张家的儿子搞婚外恋，想和老婆闹离婚。于是，弄堂里正谈朋友的男女青年，只好到别的居委会的电话间去打传呼。
每个电话间每月要向电话局上缴电信费，故看电话间的阿姨对收费问题十分顶真，可以说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那时候打一只电话收5分钱，以3分钟为限，超过3分钟就要算第二只电话费了。起初电话间的阿姨根据墙上的挂钟或自己的腕表计时，但因双方在结算时，对电话只数的认定多次发生争执，一些电话间就用闹钟计时。方法是当用户的电话一拨通，阿姨把闹针拨到定时三分钟，等你打满三分钟，闹铃就滴铃铃地响了。这个方法很快得到推广。于是几乎上海所有电话间的桌子上，都多了一只闹钟。
那时候电话间传呼的范围，约在二三百米左右，所以除了电话间隔壁的居民外，阿姨凡接到电话，均要求对方留下回电号码后挂机。有一次，一位刚接手喊传呼的阿姨接到一个电话，是叫我们弄堂里3号的女孩陆蓉接电话。不巧的是陆蓉外出了，而巧的是3号有一个男孩也姓陆，叫陆勇，上海话陆蓉和陆勇听上去没有任何差别，陆勇就拿了阿姨给他的传呼单子，兴冲冲地到电话间打回电，一打才知道不对了。当阿姨要陆勇付传呼加回电的7分钱时，陆勇一口拒绝，理由是你阿姨自己搞错了。阿姨只有认了。此后，阿姨多了一个心眼，接到外面叫陆蓉或陆勇的电话，先问清是男的还是女的。而喊传呼时，在姓名前冠上“男陆勇”或“女陆蓉”，避免了喊错人再吃赔账。
排排坐，看电视大概距今30年左右吧，我所在的居委会拥有了第一台18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消息一经泄露，迅速妇孺皆知，几乎奔走相告。因为太新鲜了，所以节目还未开始时大家就抢占有利位置坐以待播了。至今我还记得电视上先是一条深一条浅灰色条，然后过了多时，才出现像圆形地球那样的格子状态，上有记时的电子牌在一分一秒地跳动，我们的心也就跟着记时钟，巴望电视节目的开始……
后来电视台的节目多一点了，看电视的人也多了，电视机只好移至居委的一个大食堂里。冬天，食堂里的条凳和长桌上都坐满了人，虽济济一堂倒也其乐融融。记得有一次看《洪湖赤卫队》，我去晚了，满满整食堂的人已经溢出了窗外，我是爬在后面的窗台上看的。由于距离太远了，再加上人多的嘈杂声，一台歌剧对我来说好比是“无声片”，远远地只看见屏幕上韩英的嘴在动，唱什么根本听不清楚，不过尽管如此，还硬是把大致情节看下来了。
那时候为了看电视，居民之间还时常会闹点纠纷，无非是位置的好坏或先来后到以及频道上的争执之类，现听起来不免笑话。后居委会为便于管理，还采取过收费制度，即每一人次2分钱。在当时，居委会就靠这2分钱的聚沙成塔，几年下来居然买了台18英寸电子管的大彩电！
电视机最初的拥有者往往单位居多，所以当时看电视除了居委会外还有就是居民区附近的工厂。因为是晚上，一般小厂里都没什么人，只要你和门卫熟悉，打个招呼点下头都可以混进去看电视。但有时碰到某天节目太好的话，就管得特别严，此时关系的亲疏立马便体现出来了。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看足球赛，进去的人太多了，门卫不得不锁紧铁门，再去驱赶已进入的但是不该进去的人，这时，场面有点失控了，只见里面的人还未赶出，外面围聚了好多嚷着要看球的人已忍耐不住，索性一个个翻墙而入，其中一位，不仅翻墙跳进，而且还带有“英雄”色彩似地把铁门打开，大伙“呼拉”一下全涌进去了。只听得一门卫在电话里向同伴呼喊道：“快，快，我这里顶不住了！”
那情景，使我总想起《列宁在1918》中攻打冬宫的镜头……
借书借得心跳借书看，在三十多年前是一道风景。因为当时出版物极少，喜欢读书的人就只能借书读。能借到书也不容易，因为在“文革时期，以前出版的绝大多数书籍，都被列入禁书，多被焚烧。所以一个人能借到书，就是大本事；若是能借到“反动”或“黄色”的图书，说明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了；还在一小撮人中间传来传去的，简直就是“反革命集团”了。我有个忘年交，喜欢书，把几本“不健康”的书传来传去，最后他老人家竟被“公检法”传到白茅岭修地球去了。
这种事情我也干过，不过因为年龄小，做得有点小儿科。
其时，文网甚紧，书里面有爱情描写的，基本上可判定为“黄色书”。有一次我向弄堂里的大人借到一本巴金的《家》，看着看着，就看到鸣凤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暗暗叹气。叹什么呢？叹自己年龄大了，还没有心上人。记得书上说是鸣凤看了看自己那“像小馒头一样的胸脯”才叹的气。有人就在这句话旁边批了一句：“黄色！”他这一批不要紧，我这个青少年就好像中到了毒，觉得很犯罪了。
还有一回借到《青春之歌》，里面有个变节分子和一个坏女人同居，那天早晨好像有什么事不能再睡了，要起床。那女人就说：“再抱着我睡一会儿吧。”就这一句旁边，有人批了一句：“生活腐化！”把我吓得一愣一愣的，再也不敢看下去了。
《林海雪原》里面有一段好像是白茹写给少剑波的一封情书。我借来的那本书在这段旁边写了几个字：“不健康！”有一本叫《战斗的青春》的书，我借来时还有个包书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大毒草，要批判。”
读这些借来的书，你会觉得心里很紧张，有一种负罪感，拼命看，一般第二天就要还。看完之后，心还在怦怦地跳。现在想起来，那些批语，有可能是主人发自内心真诚的检讨，更多的是一种避嫌心理，好像自己已经斗私批修过，可以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