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被称作是中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其次是北京，接着才是天津和香港。先前这个古玩市场设在老城厢的城隍庙附近，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杂志》称其“庞大而又繁忙”。20世纪初美国旅行家阿尔希·贝尔描述道：“许多设在狭窄小弄堂的商店出售钻石、象牙、瓷器、雕花筷子、神像、织锦及各种奇珍古玩，至于翡翠、中式服装、亚麻布织物和丝织品的存货似更充足。”
迨至“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南市老城厢大部份沦为日军占领区，因害怕战火波及，古玩商们早早将店铺迁入位于公共租界内的广东路上，原本熙熙攘攘的城隍庙古董一条街顿时衰落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古玩市场的衰落。

据1939年5月出版的《中国杂志》报道：“如果你造访一下上海的古玩市场，马上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一行业反而颇显起色。今天差不多每家店铺都备足了各色各样货物。不少店家声称不惜巨资收购珍品，据说已储存了价值高达10万美元的古玉器。尽管现在店铺不像前几年那样，每天营业额可达一万美元，但生意依旧红火，每天经手款项总在数百美元左右。”

与此同时，“主顾的身份也改变了。店堂里不再充斥着出手大方的游客，取而代之的是些本地居民中的觅宝人，店主收进的货色绝大多数由他们买去。”淞沪战争虽已过去两年，但“每天仍有许多人在古玩店前排起长队，那些手里有货的人在此寻找主顾并讨价还价，其中许多人还养成了定期光顾店铺的习惯。这里的生意是在一杯又一杯地喝着滚烫的热茶中成交的，老板与买主团团围坐在桌前，端着茶杯款款而谈，当他们在为那些属于过去岁月的东西讨价还价时，店堂里多少还留存着中国古典交易的氛围。”

至于促成古玩业繁荣的原因，《中国杂志》的外籍记者是这样分析的：“自中日战争爆发后，古玩业里货源便开始多起来了。这首先是因为劫匪们将从遭受战火蹂躏的城镇中抢到的大量古董卖予租界内的古董店。其次是许多原本富裕人家因这场战争破产了，于是不得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抛售他们的收藏。”

       
 
 当卖主增加时，“买主人数也同样增加了。自从中国法币贬值以来，许多人便将收购古董作为一种投资手段。于是，除职业买主们云集于整座城市、四处寻找便宜货外，一些外国收藏者也利用低汇率优势，转而投资古董收藏。”为了证明这种分析的权威性，这位外国记者还采访了坐落于外滩附近的许多古玩店主。“这些店铺装潢非常前卫，主要是为了迎合外国游客。笔者曾向这些时髦店主打听营业状况，他们告诉我说，无论从人们已丧失购买力，还是从通货仍会继续大幅度贬值角度考虑，现在是投资古董的最好时机。事实上在过去的八个月里，这些由外国人开设的艺术品商店一直生意红火。”

可是战争还是影响到古玩店的进货渠道：如今虽  
说一般古董包括青铜器还能以公道的价格买到，但象牙价格明显高开。原先许多古董来自于陕西省，故陕西有古董储蓄库美称，现在因为战争缘故，这一货源已断档多时了。近来才见有来自该省的小批量货物在上海古董行寄售。

于是，当时的上海古玩市场“又热销起北京宝石来，而那种设计独特的宝石尤其看好。那些许多年前流行过、如今早已藏入底的项链重又流行起来。”与此同时，为了寻求租界保护，“像当年老城厢古董商涌入租界一样，来自北京的大小古玩商人现在也正纷纷涌入上海租界设店开铺，人们似乎都想在这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可是记者的忧心忡忡溢于言表，如果租界一旦被日军占领，“这些只供达官贵人奢侈享乐的古玩业将首当其冲地成为受害者。”与广东路古玩街繁荣同时，市面上的赝品也开始大量泛滥。“在京沪两地，许多心灵手巧又技术娴熟的手艺人专门生产赝品以从中渔利，而绝大多数赝品都制作得惟妙惟肖，让人真假难辨。”但这不能消除众多投机者们的侥幸心理，“那些‘古董行家’们仍会大胆闯入古玩店，拼死吃河豚鱼似地抢购据说是能给自己带来福音的宝物。”